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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蘋芳:一生追求考古學的中國氣派
發表時間:2021-01-23來源:光明日報

  今年是我國著名的考古學家徐蘋芳先生逝世十周年。有人說,徐先生是我國考古界的良心。

  人們這樣稱贊他,是基于他見證了新中國考古學的發展歷程,擔任過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第五任所長,國家文物局考古專家組的負責人,是我國考古界重要領導者之一;更基于他性格質直,始終在振臂高呼保護古城、保護北京,矢志不渝。他堅持認為:“經濟建設要給遺產保護讓路。”

  2020年年底,由中國考古學會宋遼金元明清考古專業委員會主辦的“紀念徐蘋芳先生誕辰90周年暨兩部文集的出版發行座談會”在山西大學召開,來自全國考古機構、院校和博物館的近50位專家學者共同追憶了徐蘋芳的學術研究、工作事跡和生前留下的豐厚學術著作,尤其是最具代表性的《徐蘋芳文集》和《北京文獻整理系列》,這兩部叢書分別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和北京聯合出版公司出版,囊括了徐蘋芳學術生涯的主要成就。

  賡續傳統的“守舊”學者

  徐蘋芳是一位淳樸傳統的老派學者。字如其人,他的手稿筆記也總是工工整整,一絲不茍,特別是他手寫的講稿,幾乎就是成稿。他的多部講稿,已收入《徐蘋芳文集》叢書中。

  1985年,時任北京大學考古系(現為考古文博學院)主任的宿白先生,邀請徐蘋芳對城市考古和宋元時期考古學科建設提出建議,同時聘請他在北大考古系授課。

  如今已是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的秦大樹,那時他正在讀碩士,趕上了徐蘋芳講授宋遼金元考古課。

  徐蘋芳有一次上課,掏出兩本筆記,是從北京琉璃廠買的線裝宣紙筆記本,大16開本,上面用毛筆寫的蠅頭小楷,工整清晰,是他做元大都考古編年的文獻準備。“當時看到這兩本講義,使我很震撼,滿心欽佩!我們現在作研究不像過去徐先生老一代學者那樣,缺少這種非常嚴謹的治學態度。”秦大樹說。

  自1986至1988年,徐蘋芳在北京大學還為考古系本科生開設了宋遼金元考古課,每年春季開課一個學期,系統講授宋元考古學的有關內容。

  回憶起徐蘋芳在北大上課的情景,有一個細節,給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館員辛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她說,徐蘋芳先生給我們上課的時候,宿先生常常會過來旁聽。一般都是從教室后門悄悄進來,找到座位坐下聽。正在上課的徐先生看見宿先生來了,接下去每講完一個問題就會問:“宿先生,對不對?”

  “在學術問題上,宿先生與徐先生一直都保持著密切的聯系,亦師亦友,相互關心對方的學術研究,了然于心。”山西大學副校長杭侃說。

  在講課時,徐蘋芳還重點講授中國現代考古學的發展歷史,希望讓學生知道在考古學術史中,前人做了什么,現在我們又應該做些什么。“當時,很多學生并不明白他講課的真正用意,現在回想起來,先生真是用心良苦。”杭侃感慨地說。

  杭侃說:“他帶領同學們重溫中國現代考古學的發展歷程,旨在提醒青年學子鑒往知來,不要在喧嘩聲里迷失了自己。”

  徐蘋芳不僅是一位卓越的考古學家,還是一位杰出的考古教育家。除了在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兼任博士生導師、在北大兼任客座導師為本科生、研究生開課外,還在吉林大學、南開大學等高校招收博士研究生。

  精準把握新熱點的創新學者

  徐蘋芳賡續考古學傳統,但不守舊,他總是能夠精準把握考古學界的新思潮和新熱點。

  在北大開設的宋元考古課程時,他就創立了宋元考古學科體系。宋元考古這一概念,就是徐蘋芳最早提出的,得到了我國考古學領軍人物夏鼐、宿白等先生的直接指導和支持,是根據當時考古學科發展的需求和宋元遺跡保存的狀況作出的決定,破除了“古不考三代以下”的陳舊觀念。

  “在1985年他來北大授課之前,就在《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卷)寫下了‘宋遼金元考古’的長詞條,最先把宋元考古的最主要特點揭示了出來。”秦大樹回憶說。

  20世紀60年代,宿白先生指派他去采訪清華大學建筑系趙正之先生。趙正之,是宿白先生的學術好友。趙正之先生的考古學研究最有創造性的地方,是提出了通過辨別現代城市所遺留的古代城市遺痕,來復原和分析元大都城市布局及規劃。趙正之還認定,元明清北京的中軸路沒有發生變化。

  徐蘋芳遵從宿白的建議,1963至1964年期間,連續采訪了當時正在臥床養病的趙正之,隨后根據趙正之的口授撰寫了《元大都平面規劃復原的研究》。

  秦大樹介紹,為了印證趙正之當年提出的一些問題,徐蘋芳開展了對元大都的實地考古勘察,組建了元大都考古隊,做了若干建置方位的考證。比如,在北京地安門大街做了勘查;把景山公園正對著鼓樓大街的清代壽皇殿也作了考證,這里是存放過世皇帝遺留物品的“神殿”,也是供奉自康熙帝起始的清代歷朝皇帝肖像的地方。

  “1964—1965年,元大都考古隊對大都進行全面鉆探,非常注意對中軸線的勘察。在景山后面發現大路,寬達28米,又在景山北墻外鉆探,大路與地安門南大街重合。在景山北的‘少年之家’,也即清‘壽皇殿’處發現大片夯土,估計為元大都宮城的后門‘厚載門’遺跡。則景山下壓的正是元宮城中的延春閣。”秦大樹說。

  徐蘋芳通過實地調查,證實了趙正之所提出的元大都中軸線和街巷系統為明清北京城所沿襲的重要論斷。

  在歷史考古中,很難把年代卡準。杭侃說:“這一直是局限和困擾考古界的一個問題。徐蘋芳反復提醒,考古工作者關注考古學自身發展的歷史,關注考古學的局限性。在考古工作中,有紀年的絕對年代是很少的,大多數遺物我們只能判斷它早晚的相對年代。”

  徐蘋芳認為,中國歷史上遺留下來的遺跡和遺物,與歐美并不一樣。歐美古代的遺跡,古希臘和古羅馬遺存多是石頭的,“很好挖,把土挖掉后見到石頭就可以留下研究”,但“中國的古代遺跡最主要的是土木建筑,木頭糟朽了光剩下土,所以要從土里去區別土,極難”。

  為此,徐蘋芳強調要把考古資料和文獻資料有機地結合起來,不能兩張皮。“考古學側重的是物質文化,要見著實物才算。”徐蘋芳認為,如果沒有實物和遺跡,考古學家就無可操作。

  徐蘋芳舉了這樣一個例子:我們搞明清瓷器,尤其是搞明代的瓷器,將元人和明人的所有古籍和文獻都讀完,才有可能看到發掘出來瓷器的所有信息。

  南開大學考古學與博物館學系教授袁勝文說:“徐先生說做學問除了吃苦之外,十分資料,你說了八分,是科學的;十分資料,你說了十二分,是不科學的。”

  在宋元考古里,徐蘋芳在城市、墓葬部分,用力很勤很深。隨著陶瓷、礦冶考古漸漸地開展起來,他便很快將手工業考古加入到宋元考古的體系當中。

  據秦大樹介紹,許多學者在歷史時期考古的體系中不重視手工業考古,認為只有城市考古和墓葬考古才是正宗的、重要的。

  對此,徐蘋芳卻不以為然。他認為:“陶瓷、窯址是整個手工業里的一個樣本,量多,保存得好,能夠把當時的生產布局整理出來,進而可以探討它的生產體制是什么樣的。通過陶瓷和窯址的發掘,是一個豐富考古學的過程。”

  他還告誡他的學生:要關注陶瓷考古,一定要記住從手工業考古和社會視角來看瓷器,將考古資料結合起來,從社會經濟史方面進行研究,而不應該把瓷器僅僅看作是器物、美術品。

  如今,宋元考古已成為一個很發達的成熟學科。

  1955年,25歲的青年徐蘋芳走出北大校門,走向田野,走向社會,開始他一生結緣的考古學實踐和研究,直至2011年仙逝,與他所摯愛并為之奮斗終生的中國考古學結緣近60年。“徐先生一輩子一直在傳道,現在回想起來,我自己也很不平靜。”杭侃真誠地說:“徐先生晚年奔走呼吁而未竟的工作,理應有后來者去完成。”

  “我們繼承先生的最好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沿著他堅持的道路,他認同的方法,他宣揚的道,我們去努力地工作。如果我們每個人都身體力行,我們這片園地就會特別豐碩,我們中國考古學就能真正有自己的風格,有自己的氣派。”浙江大學文化遺產研究院副院長李志榮說。(記者 計亞男)

責任編輯:賀 子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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